中國經濟的第四次機遇

2012-05-31 08:50:03    來源：蘭瑞環球

回顧歷史，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在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機遇推行對外開放，并在國內推動經濟體制改革。

第一次機遇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國家滯脹，經濟大調整，產業轉移。石油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一輪較長時期的滯脹，世界經濟重新洗牌，發達國家大量產業開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此時打開了國門，開放國內市場，設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積極融入到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憑借勞動力價格優勢以及巨大的市場潛力，緊抓東亞產業轉移契機，在大力吸引外資的同時積極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經濟初步起飛。

第二次機遇是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墻倒塌，蘇東劇變，兩陣營對峙結束，全球統一市場形成，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開始。這一時期，中國設立海南經濟特區，開發上海浦東，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拉開了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序幕。同年，中共十四大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內改革的力度更大，中國政府在應對經濟過熱的同時，進一步開發國內市場，啟動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投資環境得到很好改善，外商直接投資活動日趨活躍。

第三次機遇是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的背景下，中國的融入世界經濟的進程加快，中國逐漸成為亞洲、歐美、非洲、拉丁美洲等許多國家的重要貿易伙伴。2001年加入WTO，對外貿易增長迅速，出口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引擎。借助這一契機，中國進一步根據國際貿易規則改革國內規則，全面融入國際市場，成為世界工廠，并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911事件后，由于反恐的需要，大國加強合作，歐美空前團結，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合作緊密，中國獲得了較為寬松的國際環境，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

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終結了20世紀70年代"大滯脹"以來世界經濟經歷的20多年"大緩和"的繁榮周期，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困境，新一屆中國政府面臨很大考驗。由于危機的沖擊，主要經濟體都在調整內部經濟結構，對外經濟政策趨于保守，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發生逆轉，其深度和廣度已遠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帶來的"外貿紅利"已經消耗殆盡，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的動力將主要來自于國內改革。如果僅僅是全球化的外部環境逆轉，我們還可以通過國內的改革來彌補；如果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也發生逆轉，國內改革向"左"轉向逆市場化的方向，那么兩個逆轉的疊加將把中國經濟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改革與轉型這樣的制度變遷始終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城市改革，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南巡講話推動的市場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國有企業改革，其方向都通過重大的制度變革推進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此次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復蘇，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是一次以貨幣膨脹換取經濟復蘇的經歷。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沒有重大的結構調整和制度變革，這種復蘇是不可持續，大規模的貨幣膨脹必然帶來嚴重的后果，這些后果將不斷顯現。中國經濟要獲得重生，必須進行深入的制度變革和轉型。未來的決策者，在這一點上恰恰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依照目前的觀察，城鎮化、社會政策、生產要素價格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可能是未來政府經濟工作的四個重點，而城鎮化則是最主要抓手。推動城鎮化將帶動整個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同時也必然要改革傳統的土地制度改革，其難度可想而知，其里程碑意義可謂巨大。醫改、社保等社會政策方面的改革已經得到很大推進，惠及民生的社會政策將是未來深入推進的重要領域。而資源能源價格等生產要素價格及其形成機制的改革是中國實現科學發展、綠色發展的基礎，只有這項改革啟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證。分配制度的改革十分緊迫，國企改革、稅制改革也必然觸動各方利益，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決心。

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放松國家管制和政府干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推行市場化，與世界經濟接軌，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國企改革、住房改革，莫不如此。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是一種"自發"式變革，其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并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未來的改革，依然是國家放松管制的博弈，但會有更多"頂層設計"的色彩，其過程是由國家管制轉向國家治理和政府服務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目標是實現"良治"(good governance)。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良治"是政府機構為了國家和全球的共同利益，通過合理的、連貫的、廣泛的程序，確保管理機構高效和民主地運轉。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經濟社會變革的制度紅利正在逐漸釋放完畢，當代中國缺乏改革的動力，或者說缺乏形成改革動力的力量。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具備改革共識，因為我們正處于一個"人心思變"的時代，每個社會階層都在強調改革，也都認識到改革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真正出路。但是，各個階層的共識是不一致的。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當下缺乏改革共識，因為一些強勢階層沒有改革動力，并對一些領域的改革設置障礙。中國經濟的風險并不在經濟領域，而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不在短期問題，而在長期問題；不在國際，而在國內。對于未來的決策者而言，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需要調整，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蛻變"，中國需要重新積聚改革的動力，打破利益集團的阻礙和干擾，轉向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說的"強化市場型"政府模式：政府不再強力干預經濟，而是為市場運行創造更好的環境，為公眾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惟其如此，國家才能實現"良治"，中國經濟才能迎來第四次發展機遇。